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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杂志的历史功绩
作者:樊洪业 发布时间: 2021-03-09 09:17:14
摘要:《科学》专注于科学传播,推动科学的体制化建设,不在社会变革涡眼上,但它绝非与社会变革无关,今日评说《科学》,不能只限于科学本身,而要有“科学与社会”的新视角。

杂志,是近代文明的产物。近代中国的学术性杂志,发端于维新运动时期,蓬勃兴起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青年》(后改称《新青年》)与《科学》正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两者都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只是《青年》致力于人文科学,因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潮而震动整个社会。《科学》则专注于科学传播,推动科学的体制化建设,不在社会变革涡眼上,但它绝非与社会变革无关,今日评说《科学》,不能只限于科学本身,而要有科学与社会的新视角。

   “科学救国的呐喊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干余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封建势力依然很强大。保皇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于19132月在上海刊行《不忍》杂志,攻击辛亥革命造成了举国礼坏乐崩,人心变乱,因而主张君主立宪。当年10月,康的弟子陈焕章发起组织孔教会,以民间团体名义向国会提出定孔教为国教,并创办《孔教会杂志》广为鼓吹。一时间,类似团体遍布全国。19136月,袁世凯向全国发布《通令尊祟孔圣文》,随后教育部命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一切以孔子之言为旨归。与此相应,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开道锣鼓也开始敲响。

   国内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引起了海外游子的深切关注。胡适在1914123日的日记中记有:今人多言宗教问题,有倡以孔教为国教者,近来余颇以此事萦心。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他还把1913l126日袁世凯发布有关编印尊孔图书的命令斥为非驴非马之大总统令。这时的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校园中常与任鸿隽、杨杏佛二人课余相聚,赋诗唱和。

   任、杨是追随孙中山的青年革命者,对国内泛起的复辟逆流的态度,会比胡适有更强的反应。任鸿隽于此时先是撰文《共和国民必要之心理》,批驳那种认为民未见共和之乐,而其苦或较专制之下加甚焉,于是有失意绝望以求专制之复活者的观点,提出国民除对共和制具有信仰心之外,还要有奋斗心义务心。鉴于专制政治的腐败,他提出疑问:且夫一国之大,社会所待成立之事业,亦至伙矣。贤才之士,岂必出于政治一途?因政治腐败而欲在政治之外找救国出路,不管其可行性如何,当不至否定其救亡图强的积极意义。

   对当时的情况,任氏后来有这样一段回忆文字:当时距辛亥革命推翻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不过四年,脱离桎梏人心几百年的八股文科举制度不过十几年。此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正是袁世凯的帝制运动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学术界除了少数学者留恋于古代文学之外,一般人则不免迷离惝恍,无所适从。在西学方面,学科学的人寥寥可数,懂得科学思想的更是绝无仅有。就在这种情况下,康奈尔大学的一批学习自然科学的中国留学生,1914610日这一天晚上,在任鸿隽的宿舍中商议筹办《科学》杂志。

   国内复辟势力宣扬以定孔教为国教,再次提出了何以救国的根本问题。当年洋务派做了一个中体西用富国强兵的梦,被甲午 一役击个粉碎。严复根据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分析中国社会的危机,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变法救国主张。他在《救亡决论》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荒废。此即为科学救国之先声。严老夫子到民国初年已逆转到复古阵营,但他当年唤醒的新一代青年学子们则不容历史车轮的倒转了。

   这不只是国内思想的对弈。在开放的近代世界中,只有皓首穷经的那批愚夫子们才喋喋不休于目下乱世较比三代之治有多大差距。民族存亡的真正压力来自与国际列强力量的对比。任鸿隽们游学海外,不只对 比古今,更要对比中西:当时欧洲的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军事设备,都有极大的发展。一旦战事爆发,世界上的头等强国,都把他们多年积蓄的力量拿出来做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在二十世纪初年是一个震荡人心的大事件。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子,不能不怵目惊心,想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他们看到当时欧、美各国实力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而且科学思想的重要性,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思想、行为方面,都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在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了解了这种背景,我们再来重温《科学》发刊词中临末的一段话:然使无精密深远之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亦岂可久之道。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 #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这就是80年前以任鸿隽为代表的科学先驱们向国人的呐喊——科学救国。

   定位于综合

   《科学》杂志于80年前在上海悄然问世,当时在社会上并无大轰动。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并不主要在于它出现时的轰动,而在于它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质性贡献。这些贡献,又需要后人以历史的眼光给予审视和认定。

   中国的近代科学,不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继承,而是西方科学传播的结果。如果自1605年刊印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为起点,在晚明、盛清和鸦片战争之后,出现过几次西学东渐高潮。传播主体是西方传教士。他们根据传教的目标,迎合一部分士大夫提倡实学的需要,有选择地译书、制器,使中国人接触了华夏之外的新文明,几乎是与新教教士的努力相平行。在洋务运动中兴起了一场以军工为主的技术引进热潮,同时兼及一般科学知识。紧随其后,清末新政推出了新的教育体制,各类学堂都全盘引进国外课程,从此,一般科学知识的传播就纳入了基础教育轨道。

   在基础教育之外,还有稍高层次的科学传播问题,这在当时则是东鳞西爪,时隐时现,无状可名,无序可循。《科学》杂志就是在这时出世的。它明言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划出了科学传播的一个新时代。其特点有二,一是着眼在最新,二是定位于综合。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载体,则是一个具有高水平的留学生群体,这个群体后来不断扩大,其中的精英层后来堪称现代中国之第一代科学家。刊以人维新,人以刊凝聚。《科学》杂志在相当的意义上,乃成为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重要标志之一。

   《科学》要传播最新科学知识,几十年中,孜孜于此,有目共睹,功不可没。不过,还应指出,它贡献于国人的,并不只是具体的科学知识。更深层、更重要的,是它不断地为人们勾勒出一幅科学的整体图象。

   “科学这个词,在80年前,流行未久,且歧义多端。自1897年借日文汉字将 science译为科学,初意大抵是指分,用以与儒学相对,可以说科学就是西学新学。晚清学制的建立,基本上以科学教育取代了传统的儒学教育,在学校中设有理(初称格致”)、工、农、医、文、法、商诸科。人们以为,科学就是这些分科之学。任鸿隽辈原来也是这样的认识,但到美国之后则渐起变化。他在《五十自述》中有过这样的叙述:顾吾此时于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或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盖科学既为西方文化之泉源,舍此莫由。绍介科学不从整个根本入手,譬如路见奇花撷其枝叶而遗其根株,顾求此花之发荣滋长、继续不已,不可得也。以此考虑,吾于1914年夏间在康奈尔大学与同学十余人发起中国科学社(初时应为科学社’——樊注),其目的在以提倡研究,谋吾国科学之发达,其入手方法则发行一《科学》月刊以为传播鼓吹之工具。很明显。他在创办《科学》杂志的时候,已经认为科学不是一门门学科的加合,而是综合的知识体系。同时也认识到,科学是西方文化的源泉,学习西方,就要从整个根本入手,《科学》杂志就是要承担介绍整个科学的任务。

   《科学》自创刊之日起,就一直贯彻着任鸿隽的这个意图。最突出的体现,是每期在分科栏目之前设一科学概论类的栏目(初称普通,后称通论”)。内容涉及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组织、科学教育、科学史以及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如果把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人们可以发现,今日所称之科学学、科学社会学、 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研究领域,在《科学》杂志中都可以找到它们在中国的开山之作。

   “求真致用并重

   《科学》杂志宣传科学观的文字,并非简单地翻译国外的文章,而是在学习、消化域外科学文明的基础上, 明确针对国内的流弊与偏见,写出说理文章。尽管在今天看来,有些观点和论据已显得浮浅或偏颇,但只要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能体察到它的进步意义。更有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仍不失为喻世明言

   《科学》于发刊例言中强调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这可以说是该刊几十年中一直坚持的办刊方针。

   求真,即追求真理,亦即《科学》杂志推崇的科学精神。用任鸿隽的话说,科学的源泉,既非研究材料,亦非研究方法,而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2l科学精神论”)提倡科学,突出其科学精神,认定科学精神的真谛是求真理。在国人皆谈科学而不知科学究竟为何物的时代,《科学》杂志的创办者们却能持有这样清醒的认识,难能可贵!正因为如此,使得该刊既能与形形色色的伪科学划清界限,也能与极端的科学万能论者保持着距离 随着科学的日益时髦,以科学和科学家名义招摇过市者也随之增多。宣传灵学的人物也挂起了科学的幌子,只凭留洋镀金的经历,就可以号称科学家。面对这些欺世盗名而难以辨别真伪的混混,《科学》杂志明确提出了科学家的任务:他们以为自然界的现象是无穷的,天地间的真理也是无穷的,所以只管拼命的向前去钻研,发明(当时发明发现同义——樊注)那未发明的事实与秘藏。”(410何为科学家”)在以后的办刊实践中,凡是朝这个方向的努力,该刊都给予宣传,而凡是与此背离的种种非科学宣传,不管是对打着爱国旗号的神秘国宝,还是对哗众取宠的那些道听途说的自然界奇闻,该刊都不容其占有版面,且不时予以揭露。

   求真的态度,不能发展科学。无致用的目标,科学将失掉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也不能发展科学,科学救国也只会流于空谈。《科学》杂志在发刊词中 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随后连续分门别类地论述科学与社会诸领域的互动关系,尤其强调以科学推动实业的发展。我们不妨从任鸿隽先生的言论中追踪一下《科学》杂志早期鼓吹实业的思想轨迹,或许对今日亦可有所启示。下面按发表时间的顺序录述其观点。

   第一,指出现代工业是依靠科学进步而发展的,欲兴工业,就要发展科学事业。批评了有些人不了解工业与科学的关系,学术之不修,原理之不习,贸贸然于众曰:兴工业,兴工业! 无本而求叶茂(l10科学与工业”)

   第二,发展实业要从培养实业人才抓起,要加强对实业教育的管理。应当建立相应的机构进行协调,使留学教育与国内建设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任鸿隽已经注意到了中日留学教育管理上的差距:吾国送留学生之效,远不如日本……日本留学生收效独多者,正以彼出外留学时,皆具有一定之目的,对于欲研究之问题,先已知其大要,到外国后专研究此事,归国即举措之耳。我则无目的,无材料。在外时,任择所好而研究之,归后所研究者得用与否,全听之不可知数。

   第三,科学与实业的结合,要靠科学家与实业家的合作。其合作形式可有三种。一是由有技术发明的科学家直接创办实业(相当于今日所称科学家下海);二是有实力的企业设立实验室,招聘科学家去工作;三是企业直接在学校(当时国内很少有科研机构)投资特设一科,师生为企业研究问题,发明成果归为公司专利。(56科学与实业的关系”)

   观乎今日中国, 回味任氏当年对中国科学、科学家与工业发展之间关系的思索,可见《科学》杂志确实是站在历史大潮的前列,充当着现代化的启蒙者。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说杂志如林,而在杂志中如《科学》这样能长期挺拔独立者是少见的。它的历史价值,并不只在于它是刊物的一个品种,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中国20世纪科学史的一个重要象征:既是科学传播进入新历史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现代科学家群体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高度一体化的,士大夫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功能的综合承担者。士大夫内部的角色分化极不发展,从一职务到另一职务的转移,并没有专业性约束。西方科学传人中国之后,士大夫们往往以儒家格致的眼光吸收某些知识,以求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并没有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要求,更谈不上使之成为一种社会职业。清末推行新政之后,教育内容已与国际现代教育接轨,而培养的人才仍要授与进士举人头衔,科学的新酒装在儒士的旧瓶中。学成回国的詹天佑赏五品顶藏,丁文江、章鸿钊授格致科进士,即使进了民国时代,他们有督办、科长之类的官称,却没有人认他们是科学家。当时,中国人在外文翻译中遇到 scientist,译作格致士格致师格致家格物家等,那只是称谓牛顿、达尔文等外国人的,绝与国人无缘。

   据笔者所见文献,科学家一词首先出现于《科学》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中:使非科学家如加里雷倭者,本其好真之心,行其求是之志,血战肉薄与宗教争此思想上之自由,则至今犹蒙屯可也。这里是用于称谓伽利略(加里雷矮)的。在这里出现科学家一词,具有前无可比的意义。

   首先,从前的译者多对科学和西方社会了解甚少,格致师也罢,格物家也罢,都是用传统儒士的眼光理解西方的科学家,而《科学》杂志的发起人则是首先有了对 science正确理解,也清楚19世纪以来 scientist在西方国家效英国的《自然》周刊,这就表达了他们的一个强烈愿望:造就中国的科学家。

   在《科学月刊缘起》上签名的发起人共有9位,依次为胡达(明复,18921927)、赵元任(18921982)、周仁(18921973)、秉志(18861965)、章元善(18921987)、过探先(18891929)、金邦正(1887?)、杨铨(杏佛,18931933)、任鸿隽(18861961)。依年龄排序是秉、任、金、过、胡、赵、周、章、杨。其中年龄最大的两位,任鸿隽是搭上最后一班车的秀才,秉志是举人,但他们只是与科举沾了个边儿,后边的那些老弟们都是在清末兴办的第一批新学堂中接受了新型的中学教育。在美国退还部分庚款,选收青年学生赴美留学之时,秉志、金邦正(1909年第一批),赵元任、过探先、胡明复、周仁(1910年第二批),章元善(1911年第三批)先后赴美,全都在康奈尔大学就读。他们出国前是通过考试选拔的,称为甄别生,有较好的学习基础,到美国之后,又孜孜务学,各有所专。任鸿隽和杨杏佛当年追随孙中山投入辛亥革命,民初任职于临时总统府秘书组。在孙中山让权给袁世凯之后,他们要求出国学习,以对革命有功受到优待而被称为稽勋生。任、杨二人因胡适的关系也来到了康奈尔大学。此二人具有从事组织和宣传活动的工作经验。《科学》杂志的创办和其后中国科学社的成立,正是这两部分人聚合作用的产物。任鸿隽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成为这个群体的核心和灵魂。

   他们共同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在留学时期节衣缩食,集资办刊,课余撰稿,向国人介绍最新科学知识。留学生活结束之后,他们大都回国从事科学教育,为培养未来的科学家而努力,也有的转向实业。

   且来看一看他们在后来人生旅途中的进路与归路。

   赵元任,学术界之传奇人物,博学多才,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国际著名的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秉志,创办和长期主持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还曾主持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和动物学的一代宗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仁,从事冶金和陶瓷工学研究,从中央研究院到中国科学院,担任了长达45年的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胡明复,中国的第一位数学博士,回国后甘当一名科学事业的开路小工,埋头教书,操持《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杂务,不幸英年早逝;过探先,为我国现代农学教育、科研和学术团体的创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操劳过度早逝;金邦正,回国后从事农学教育,还一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后转向实业;章元善,习化学。回国后从事社会救济工作,曾任原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合作司司长、经济部商业司司长;杨杏佛,对《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早期发展有重要贡献,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首任总干事,为蔡元培院长的膀臂。又积极参与民主进步活动,终为国民党特务暗杀;任鸿隽,一生中始终从事科学宣传、科学教育和科学组织工作,堪称科学事业家。曾先后主持东南大学、四川大学的校务,较长时间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工作。在薪职之外,始终尽义务于《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活动。平生身体力行、魂紫梦绕者,唯科学二字。

   纵观《科学》杂志发起人群体的生平可以看到,他们以现代科学精神融合民族传统风范而立德,以提倡科学救国、推动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而立功,以传播科学新知、转变国民观念而立言。立德、立功、立言,国人谓之不朽。

   任鸿隽说过:《科学》的问世,不过出于一班书呆子想就个人能力所及,对于国家社会奉呈一点贡献。当今天回顾这份杂志及其发起人的历史功绩时,我们会由衷地敬佩这一班书呆子,同时也应该想一想在今日中国走向21世纪的进程中,我们对于国家社会奉呈一点什么贡献。